……我国宪法明显地反映了对于人权立法和人权保障制度问题的重视。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对思想的禁锢，失去了直面中国法律问题并独立思考的能力，失去了追问根本理论问题的视野。林肯关于法治问题的论述，事实上是我们法学界所陌生的：独立战争（美国革命）、建国之父（革命者）、政治信仰、人民对政府的感情、鲜血、激情。

演讲开篇，林肯就指出，我们现在所用的政治制度是先辈们所创立的，并非我们这一代的创造，现在先辈与世长辞，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美好的国土和政治大厦传诸千秋万代。而在演讲收尾之处，林肯又讲到了一个对于我们今天特别关键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在1838年提出法治问题，因为从1776年《独立宣言》起算，到林肯演讲正是美国建国62周年之际，美国政治制度已经存在了半个世纪之久，在此前，政治制度之所以得到维持，在于独立战争对人民的教育，独立战争的革命经验还是亲历的历史或者鲜活的记忆，因此人性中普遍的嫉妒、羡慕和贪婪心理受到抑制，但现在，时移世易，深受尊重的国父皆以与世长辞，共和国政治制度的支柱就要由前五十年的由革命经验所训导的激情转变为理智——冷静、深谋远虑、不懂感情的理智，这就要求法治，化为对宪法和法律的尊重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文革可视作不断革命逻辑的极端化形式，而否认革命之于当代中国的奠基意义、否认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国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甚而否定整个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则是神圣法权逻辑的极端化形式。而宪法《序言》是这种辩证关系的权威见证。

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种为法律所重视、论证、护卫的合理性，在革命的逻辑面前，往往会被认作是纯粹形式的、虚伪不实的乃至根本反动的，革命所追求者，是实质的、真切的、直接在场的合理性。近年来，积极自由的正面价值被重新解读，[④]但总体上美国人以谨小慎微的洛克哲学为鹄的。

[④] [美]斯蒂芬·布雷耶：《积极自由—美国宪法的民主解释论》，田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反之，假如取消此项自由，那就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罢工。在坚持权利义务统一的思想前提下，承认基本权利和自由须受到限制，通过立法实施人权。这个问题，从长远来看，还是值得探讨的。

反之，如果每一个个人没有任何权利和自由，那也就谈不上什么人民主权或者人民当家作主了。[①]这一立基于国家主人翁地位和资格的权利观，围绕着公民和个人之于国家的积极地位展开，从而在他的人权观中，较少看到近世西方自由主义宪法抵制国家侵犯的消极性防御观念。

人权强调个人的权利、自由和个人的人格尊严，强调其目的是使个性活着个人的才干得到满足和充分发挥。他说：权利的享有必须‘依法或者符合一定的条件。[37]意识到国际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人权入宪将开启国际领域的合作与对话，国外不良势力有可能借机攻击我国的民主制度，他在欢欣的同时充满清醒。许老师的国家义务观贯彻了坚固的人民主权与民主意识，既不乏普遍性，又符合权利义务原理，还具有中国特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认为国家和公民构成权利义务关系。

其次，他举例论证基本权利限制的规范依据。  并不惹眼的篇幅，较之其煌煌巨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与关于基本法的敏锐洞见，使许老师的人权思想乍看之下似乎有些黯淡。来源：许崇德、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年刊》第9卷，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⑦]除却其所编著的《人权思想与人权立法》一书之外，[⑧]在他公开发表的近四百篇专业论文中，[⑨]集中论述人权思想的文章不超过6篇，且多为短文。

我国不是三权分立，宪法没有设置违宪审查制度，法院没有权力否决立法机关的制定法，人权保护只能由代表民意的政治机关即全国人民大会通过立法实施。[43]至于劳动者，特别是遇到工矿企业中的官僚主义以及在某些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中出现的严重欺压打工仔的情况时，能不能适当地使用罢工手段以捍卫自己起码的切身权益呢。

[17] 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09页。该书将人民主权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人权立法的首要原则，指出：社会主义国家认为，人权与主权相联系，人权与国家政权相统一，个人、集体和国家的根本利益相一致。

[30]再次，提出了朴素的法律保留理论。[13]他坚持个人须具备国家成员资格方可获得权利，拒绝抽象的人的概念，并在多篇文章中对公民、国民、选民、人民、人进行词源学上的探究与区分。[30] 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88页。[35]他认为健全各种司法机构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23] 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36页。[22]他充分注意到人权的发展，并且使用了社会权利一词，[23]指出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在人权史上是晚近出现的事情，我国宪法对劳动权、物质帮助权、社会保障权、受教育权，以及艺术创作自由等权利的规定是前所未有的。

人民主权消除个人自由和公共权力的紧张有可能产生的专制被充分注意到，贡斯当对此颇有微词，其关于两种自由的观点完全建立在与卢梭这个从未谋面的论敌的对话与争论的基础上，但无可争辩的是，公共意志成为民主权利的正统理论，独树一帜，在被康德、黑格尔发展的基础上又被强调消极自由的美国刻意拒绝。这六篇文章分别是：《实施宪法，保障人权》、《中国宪法：人民权利保障书》、《社会主义国家与人权》、《人权入宪的重大意义》、《人权的根本保证》、《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其余关于人权思想的论述则散见于宪法学论著与主编的教材中，其中较为系统的论述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

[⑤] [法]F.布吕什、S.里亚尔、J.蒂拉尔：《法国大革命》，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67页。[46] 许崇德:《社会主义国家与人权》，载《许崇德全集》，第二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第515页。

[13] 许崇德:《社会主义国家与人权》，发表于1990年，载《许崇德全集》，第二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第514页。人权，尤其是公民享有并行使政治方面的各项权利，是实现‘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所不可或缺的基础。

许老师在两个纬度上展开这一论理：一是如何通过宪法实施保障人权。[②] [法]邦亚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中文版序言，李强著，阎克文、刘满贵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尤为可贵的是，先师将其人权理论置于国际斗争的背景之下，关注人权与主权的关系，而对罢工自由的看法在彰显其浓重的民生关怀的同时，亦透露出其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39]我们坚持主张，国家主权原则是整个国际关系的基础。

[21] 许崇德:《社会主义国家与人权》，载《许崇德全集》，第二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第514页。  郑贤君，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防御性权利的属性业已为人所熟知，积极自由则是一种更为古老的权利形态，它是建立在公民美德基础之上参与公共生活的自由。[20]这些观点反映了他在人权观上的一贯坚持，这就是个人权利是个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的反映。

二是人偏重于自然属性，公民偏重于社会属性，强调人的社会性，并把人视为在法律上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人即公民。比如在某种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公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罢工，将被认为是正当的。

极强的文本意识赋予许老师将宪法各部分条款联系起来的整体解释能力，使其人权思想始终保有宪法高度与国际视野。他认为假如没有表达意见的政治自由，不能对国家机关提出积极的批评和建议，那么，社会主义民主将无从谈起。根据宪法，我国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各级法院、检察院认真贯彻社会主义民主原则，为人权的实现提供了可靠的司法保障。[18] 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09页。

多数或许认为其人权与基本权利理论不过是一种陈旧的通说，中规中距，乏善可陈。为此，许老师于1991年承担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人权思想与人权立法，编著了同一题目的人权著作。

高度的国家忠诚、港澳回归过程中的历练与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决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尊严成为其学术使命的一部分。许老师的人权思想是时代以及其学术经历和背景所决定的，因而无论是关于人权的阶级性，还是罢工自由的观点，都是发自内心的真诚流露，并非学术投机，或者见风使舵。

他说：公民和国家的关系从法律上说，当然也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45] 许崇德:《人权入宪的重大意义》，载《许崇德全集》，第四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第1204页。